百年前毛泽东参加的这个会议报纸上没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中国命运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1956年2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视察一大会址。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地，董必武感慨万千，并欣然题写这八个字。

 此时，距离董必武出席中共“一大”已经过去35年，新中国成立也6年有余。改变古老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建党伟业，要从百年前的上海滩讲起。

“上海劳动界必定能惊天动地”

 1920年2月中旬，上海十六铺码头。一艘外国轮船上走下一名中年男子，他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陈独秀步履匆匆。此时他的心中，还藏着一件重要的事。在从北京南下途中，李大钊亲自送至天津。两人在骡车里聊了一路，谈到建党方针策略，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当时的中国，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上世纪2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来到中国，他感叹：“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

 在上海，陈独秀重编《新青年》，聚集起一批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这座城市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脱下长衫，换上短装，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人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面对码头工人，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李汉俊等人深入工人队伍中宣传，先后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

 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与代表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一股伟力喷涌而出。当时进步期刊《共产党》如此评价工人运动：“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它还作出判断：“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从彷徨呐喊，到觉醒探索，党的创建者心中的梦想，像春草一样飞长。

 一封封“邀请函”酝酿大事变

 走入石库门建筑南昌路100弄2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逼仄的天井，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旧式书桌。

 回到那个夏天。伏案的陈独秀正忙着校改《新青年》杂志。如今，在旧址一楼的大厅里，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上有粉笔写就的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当年盛况可见一斑。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这间宅子里正式成立。这座不起眼的石库门建筑，已然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枢纽”。在上海，在北京，在长沙，在武汉，在广州，在济南，从1920年８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６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发动工人、唤醒民众、积聚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理论武装的新型政党，呼之欲出。

“1921年６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李达日后回忆。

 马林的心情之迫切不亚于中国同志。他在7月致信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提到：“希望本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

 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酝酿着一个大事变。李大钊信心满满：“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图为博文女校旧址。

“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

 在上海新天地，太仓路127号并不起眼。这里是私立博文女校旧址，一栋内外两进、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建筑。

 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9位神秘的“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成员陆续住了进来。他们都是在收到李达、李汉俊的书信后，赶来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去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当年的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后来回忆。

 武汉代表陈潭秋日后回忆：“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只有厨役一人。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至于陈独秀与李大钊二人，前者因为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事务繁忙无暇赴会；后者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忙碌，分身乏术。虽然他们没能出席一大，但不影响他们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历史地位。

 有学者注意到，早期的50余名中共党员多为知识分子：“南陈北李”是大学教授，13位出席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4人有中师学历，1人是中学学历。当时国人九成是文盲、半文盲或勉强粗通文墨。这些代表如果想凭自己学识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应不算难事。“可见他们义无反顾投身建党伟业，绝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希望以自己一腔热血，在黑暗中探寻民族出路。”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这就是立党为公。”

“真理的味道比红糖更甜”，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写照。1921年7月，上海滩群贤毕至。看似平静的博文女校之中，激荡的却是中国红色画卷的“初心之作”。

 肩负“时不我待救中国”责任

 7月23日晚，树德里的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穿长衫的、穿衬衫打领带的，留八字胡的、长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个走入望志路106号。

 望志路106号，一大代表李汉俊之胞兄李书城所租寓所。1964年，毛泽东对时任农业部长的李书城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这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院内是一上一下的大开间。李汉俊把一楼的客堂间布置成会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13名代表围坐一起，他们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当晚，第一次会议举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随后大家讨论大会任务与议程。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之后休会两日，起草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代表共举行了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与决议作了详尽讨论。

 多位参会者日后回忆，会场上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最激烈的思想碰撞，发生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代表间：李汉俊主张，共产党要走什么路，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之后再来决定。被称作“小马克思”的刘仁静则认为，应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这样的分歧与争论，折射出政党草创时期的真实状态。毛泽东日后回忆一大时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究其原因，有理论与思想准备不足的因素。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有人信奉“维新思想”“改良主义”。即使之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囿于接触时间长短不一，每个人理解的程度也不相同。

 更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时不我待救中国”的责任，没有时间远去欧洲“取经”，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

 这些细节，正是党创建时希冀与信念、责任与担当的写照。

 建立“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在述及树德里那一次次争论时，历史学家多会联系到1903年列宁和马尔托夫间关于建党原则之争。

 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建立“党员俱乐部”，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在列宁看来，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18年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意识到确定组织原则的重要性。身在广东的陈独秀给出席会议代表写信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能郑重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前三点，都直指党的建设。

 经过代表热烈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成为“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叫”——

《纲领》规定了党的性质：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团体，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纲领》订立了党员标准：“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决议》提出了工作重点：“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但完完全全抓住关键之关键——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拿什么理论、用什么组织原则来建党。这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严格区分开来，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

 那一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即使是在军警势力有所顾忌的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一大会议同样一波三折。

 7月30日晚，李公馆内突然闯进不速之客。“他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就匆匆走了。”李达日后回忆。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家紧急转移。此后，嘉兴南湖上聚集起革命者的身影。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看来，一大代表去嘉兴开会，主要考虑交通和安全两方面。“通过沪杭铁路，上海到嘉兴只需不到3小时。在南湖上开会，可以用游客身份作掩护。湖面视野开阔，有情况也能立刻发觉。”

 浩渺烟波中，代表们在画舫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大会结束的时候，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呼喊：共产党万岁！

 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或许没想到，这次会议将何等深刻地改变中国命运。或许相较于他们之后的峥嵘岁月来说，这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至于多年后，他们竟难以回忆出开会的具体日期——这，是“作始也简”的最好注脚。

 建党24年后，毛泽东在以党的七大名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说：“‘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此时，中共党员人数已从一大召开时的50多人发展到121万人——这，是“将毕也钜”的确凿鉴证。

 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历史已然发生，当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时，“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一大召开28年后，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正是共产党人在建党之日起便胸怀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