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社会治安恶化，邓小平震怒：必须严打！随后24000人判死刑

 1983年社会治安恶化，邓小平震怒：必须严打！随后24000人判死刑

      1983年，杨得志的二女儿杨秋华和丈夫在河南郑州游玩。当日他们在街上购物，杨秋华的美貌被街上的几个小流氓所觊觎。杨秋华被4个小流氓调戏拉扯之际，杨秋华丈夫挺身而出，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以一敌四，把小流氓们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原本大家以为这就是一场很简单的闹剧，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几个小流氓有一个大哥，是当地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婿。而这个流氓大哥，也是一名警察。流氓警察一听说自己小弟被欺负，马上找到杨秋华夫妇算账。杨秋华夫妇并不以为这是什么大事，就没有亮明身份，所以，流氓民警争吵之下背后袭击杨秋华丈夫，当场将其打死。随后，杨秋华拿出丈夫证件，流氓警察及其喽啰才发现，被打死的是竟然是时任对越反击战云南方面军总指挥将军杨得志的女婿。小流氓们作鸟兽散，流氓警察也赶紧找到他的副局长岳父让他处理。副局长的行为更加离谱，他竟然在暴怒之下当场枪杀女婿，自己也回到办公室饮弹自尽。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杨得志女婿被杀事件”。

  事后，杨得志专门乘坐飞机到郑州看望女儿。飞机在郑州上空转了几圈，杨得志铁青着脸说“河南太乱了，非整治不可了！”随行工作人员也没敢问是否降落，飞机没有停留，直接飞往北京了。

  杨得志向邓小平汇报有关情况后，邓小平愤怒之下摔了茶杯，当场表示“必须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

  于是，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开始了。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

  对于严打，邓小平在此之前就有相关论述，“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从当时的社会局势来看，不严打根本不行，不严打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非常嚣张。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来体会一下。

  1979年控江路事件。

  1979年9月9日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制止一个青年抢夺农民出售的螃蟹时，因为涉及“暴力执法”遭到了多人围攻。5个半小时内，很多人攻击警察，阻拦汽车，砸毁自行车，任意阻拦、推翻农民的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当时某国营公司团委副书记吴某（女）经过控江路时，一伙人把她包围，抢走手表和皮夹，撕掉衬衫和内衣，吴某乳房小腹等处被抓伤。当天，先后有80名治安联防人员、30名交通警察、200多名消防警察赶到现场，直到午夜秩序才恢复正常。

  1980年滨江路事件。

  1980年1月11日，周某、李某、劳某十几人，带着大砍刀、火药枪在冰江路沙地直街，与李某、冯某进行斗殴，滨江路公安派出所卜东昌赶到现场，喝令歹徒们放下凶器，却遭到了歹徒们的疯狂设计和围攻。卜东昌鸣枪警告无效，当场开枪射杀3名歹徒。卜东昌子弹用完的情况被发现后，随后遭到了流氓们的围攻，大刀砍、砖块砸，卜东昌当场重伤倒地不起，配枪也被抢走。

  1981年北海公园事件。

  1981年4月2日下午，北京市立新中学单名女学生在北海公园划船，清河农场外套劳教人员马某和另外几人在女学生上岸后把他们劫走。光天化日之下绑架女中学生，并且带回家中强奸，第二天才放走。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感到愤怒。

  1983年二王事件。

  1983年沈阳发生了大型抢劫杀人案。王宗坊王宗伟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进行盗窃，被人发现后企图逃跑的二王被带到外科进行盘查。这时二王开枪打死周世民、孙维金、刘福山等多人。王宗坊王宗伟兄弟杀人逃脱后，流窜到湖北、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安徽等七个省，而且不停在犯罪。在湖南衡阳，二王在火车上打伤乘务员，跳窗逃跑。很多机械厂，二王又打死了张业良、搭上了蒋光熙、李瑞林、刘重阳三人。

  1981年少女轮奸案。

  1981年3月7日，兴隆煤矿15岁的女学生李某在鹰手营子矿区商店购物，被流氓徐景龙拦截并强行留下过夜，两次强奸。8日李某逃脱后，又被流氓杨海军、李宏伟挟持到煤矿医院强奸，还被连夜劫持到承德市区。9日，李某被丢下后赶往长途汽车站，又被吴长山劫持到一居民楼强奸。10日，李某终于回到鹰手营子矿区，可是11日下午回家时，又被手持铁棍的曹风清、刘志东拉到山沟里强奸（未遂）。当天李某又被李宝荣劫持强奸。李宝荣还把李某带到同伙李煦住处连续强奸两次。李煦也想强奸李某，被拒绝后他竟然脱光李某衣服，用铁丝勒住嘴，捆起手脚，鞭打一个半小时后，再行强奸。此后，李某被李煦及其同伙韩宝生囚禁、强奸至21日。李某不仅被强奸，还被多次殴打，强迫跳裸体舞，最后李某还被迫立下字据，承认同他们发生两性关系是自愿的。李某21日逃脱后，李煦韩宝生找不到李某，就劫持了兴隆县女社员崔某，崔某再次被强奸两天两夜。李某崔某被鹰手营子派出所解救后，被安置在所内居住。可是民警张和平竟然利用值夜班之际，两次猥亵强奸李某。

  不得不说，改革开放初期，刑事犯罪高发，恶性犯罪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想而知，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击，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有可能付诸东流，中国就有可能沦落为印度那样的强奸之国，巴西那样的黑社会之国。

  社会治安恶化的情况，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只是常规的办法效果极其有限。

 1979年11月，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书记首先提出了对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防火爆炸等恶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对严重犯罪应判处死刑的，最高法院可以授权省级高级法院核准。

 1979年到1983年这三年，政法工作很重视遏制犯罪，但是效果并不明显。1983年邓小平在无锡会见了江渭清及当地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了，政治稳定了，但是社会治安很不好！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你老人家要下决心才行！”邓小平问江渭清该怎么办，这位戎马半生的老将军杀气腾腾地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杀的杀，该抓的主啊，还有的押送边疆劳动改造！”

  江渭清的汇报在2月，当时邓小平还没下决心要严打，可是后来的情况越来越失控。

  除了杨得志女婿被害案，1983年严打的导火索还有一个，那就是呼伦贝尔的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8名十几岁的闲散青年无事生非，残忍杀害了27名无辜群众，其中还包含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还有多名女子被强奸、轮奸。这个犯罪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六一六案件影响非常巨大，案发的喜桂图旗人心惶惶，人们到喜桂图办事心有余悸，到了火车站不敢下车。

  六一六社会影响极坏，但是审判后判处死刑的只有2人，因为其他罪犯都不到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也引起中央极大重视。邓小平综合各方面意见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果断决策。

  1983年8月25日，严打行动正式开始，当时中央提出在三年内打出三个战役。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补充修改，故意伤害罪、流氓罪、强奸罪等罪行的法定最高刑罚上升到了死刑，并且要求从严从快从重处理，严打形势正式形成。

 1983年8月第一仗，行动快来势凶猛，短时间内捣毁了7万个犯罪团伙，缴获枪支18000多，子弹42万发，群众举报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人，犯罪自首达到了10万多人。

  严打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坚决抓；可判可不判，坚决判；可杀可不杀，坚决杀。”全国范围内，共查获了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逮捕人数达到了177.2万人，判刑174万，劳动教养32.1万，其中，仅第一阶段判处死刑人数就达到了2.4万人。

  经过严打，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大大好转，人民群众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短短三年时间，我国整体上的社会治安得到了有效控制，犯罪率大大减少。当然，在这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冤家错案、程序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想要制止犯罪，必须从根本上铲除犯罪土壤。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知青回到城市，再加上就业市场不景气，无业青年越来越多，这时期不可避免出现大量游手好闲的青年走上犯罪道路。

  正如严打文件中提到的，这次严打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敌情观念和政治警惕性，加强党纪、政纪、军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