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间”前后的司法

  中国现代“法治时间”的起点，应该从清末变法修律时算起。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府度过了覆亡危机，也使当时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在清廷施行新政的一揽子计划中，也包括对传统法律的变革，古代社会的德治、礼治与人治的基础开始动摇，以“模范列强”为向导的法治话语逐渐形成。“法治时间”开始了，所有的一切都将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面相。

  近读侯欣一教授的《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一书，颇有感焉。与那些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不同，该书用琐细具体的史料，为我们勾勒出了“法治”对人们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响，那种真切感，几乎能让读者用手触摸得到。

  国人对“法治时间”之前的司法场景并不陌生。在古装影视剧中，知府知县坐在大堂上威风凛凛地审案，一言不合就让差役将人犯拖下去“重打几十大板”，午时三刻开刀问斩的情景也属常见，而自然的朴素的正义感，也往往使我们寄希望于出现在法场上的义士，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一声尖利的“刀下留人”，也总让人生发荡气回肠之感。

  侯欣一教授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在“彼时”“老外”们笔下中国司法状况的一般情形。在《审判之随意》一文中，侯欣一教授引述了法国人老尼克对中国法庭审判的描写，“再没有比这个国家的轻罪法庭更轻易动手的了。一旦被控有罪，即便是一次小小的违法行为，也不要指望得到任何通常的司法保障。被告被扭送长官面前，没有辩护，不需要陪审团，只需要几个证人的证词，长官就宣布裁决结果。如果没有证人，就严刑拷打。一旦判决，当场执行。”

  在《私刑的泛滥》一文中，侯欣一教授引用了《利玛窦札记》中官员随意打板子的描述：“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这种刑罚是当众执行的。受刑的人脸朝地趴在地上，用一根大约厚一英寸、宽四英寸、长一码中间劈开来的坚韧的竹板打裸着的大腿和屁股。行刑人双手抡着板子猛打。通常是责打十板，最多以三十板为限，但是一般第一板下去就皮开肉绽，再打下去就血肉横飞，结果常常是把犯人打死。有时候，被告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买得活命。”刑讯的场景与官员纳贿的情形跃然纸上。

  不仅如此，更不可思议的是普通民众观看处刑时的兴高采烈和对受刑者痛苦的麻木。法国人老尼克如此记录了他的见闻：“一个男人，看起来属于社会最下层，双手被绑在背后，辫子被钉在高台的一根柱子上，这个可怜的家伙四周围着一群观众，男人和女人都有，大部分人似乎看得很开心，笑得眼睛眯成了缝，嘴巴咧到耳根上。被绑的男子神情悲伤，但更多的是茫然。”而该男子之所以被“示众”，仅仅是由于他因饥饿而偷吃了别人的食品。

  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做法，在清末修律以来，至少在法律上有所改观。传统中国的司法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而是由行政长官兼理。清廷推行新政尤其是宣布预备立宪后，开始着手设立各级裁判机构，并在一些商埠或省会城市进行“试点”。《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一书中，以天津地方审判机关的沿革史，为读者介绍了近现代以来法院从设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关于坐堂问案的审判人员之称谓，也是从“推官”“推事”到“法官”几经演变才最终确定下来。侯欣一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推事”一词，既有“推断事实、探究事理”的用意，同时也包含有推敲法条、适用法律的因素，晚清新政推行者“选择‘推事’这一中国传统的词汇来称谓审判人员这一新出现的职业是何等的贴切和传神，可谓中西合璧的最好典范”。到了民国后期，人们不仅按照传统思维习惯给推事戴上了“官”的帽子，以法官、司法官称之，而且在制度上也一步步向“官”靠拢，“突出的特点是管理上日益行政化”。

  另外，随着司法权日渐成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并峙的一项国家事权，法官这一职业群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举凡法官的培养、法官形象的塑造、法官的任用、法律化法官与社会化法官的分类、法官的独立抑或法院的独立等等，在“法治时间”开启后，这些问题可以说几乎与现代法治如影随形。

  现代法庭少不了律师这一角色。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1906年颁布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制度，只不过由于该法遭到礼教派的反对而搁浅。不过，嗣后的历届政府都对律师制度做了较为详细而完备的规定。侯欣一教授介绍了律师进入国人生活后的不同际遇，而民国时期的冤狱赔偿运动、“七君子案”中的豪华律师团也告诉人们，律师界曾经有过不同凡响的存在。

“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告诉我们，无论有过怎样的困难和曲折，中国法治进程终归是势不可挡的。 （漫画/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