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之声推荐：清明忆聂帅，“十字路口”指路人

 清明节寄托着今人对先辈的思念。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共同回顾老一辈航天人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追思先辈，传承精神。

 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之初，聂荣臻元帅提出并经过毛泽东主席批准，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国防部五院建院方针。而真正迈起步子，路往哪里走、怎么走？这是摆在全体航天事业创业者面前的首要问题。这就需要制定发展规划和短期计划。

 1957年，五院部署研制地地导弹、地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三大任务”；1958年年初，制定了“二五”计划、《喷气与火箭技术十年（1958—1967）发展规划纲要》。然而，1958年5月，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各行各业都热衷于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五院领导班子多次开会研究，面对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五院怎么办？因此，也打算调整“十年规划”的指标。

 值得庆幸的是，聂荣臻元帅的具体了解、关心、指导，让五院的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他忠实执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五院建设和发展的方针、政策，尊重钱学森等专家的意见，深入了解导弹研制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问题，敏感地发现问题的苗头。当发现规划和计划出现偏差、研制工作乃至五院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聂帅及时把关、掌舵，指明方向。

 ■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的小礼堂，宣布国防部五院成立。

 1958年6月16日，五院两位领导同志向聂帅汇报，五院打算在仿制苏联5种导弹（P—2地地导弹、C—75地空导弹、C—2岸舰导弹，以及舰舰导弹和潜地导弹）的同时，开始自行设计与之相应的5种更先进的导弹。

 聂帅听后有些吃惊，因为5月29日他刚刚向五院部署了仿制P—2导弹的任务，才过去半个多月，仿制一个型号才刚刚起步，怎么这么快就提出仿制加自行研制10个型号的计划呢？此前，他也听到五院有人喊出“3年打到太平洋，5年放个小月亮”的跃进口号。

 聂帅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耐心地听完汇报，首先鼓励了五院敢想敢干的精神，但明确表示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

 他说：“五院拟安排仿制5种导弹型号的生产试制，又安排自行设计5种导弹型号，这值得研究。鼓足干劲是对的，没有这种干劲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就一事无成，也谈不上突破技术、掌握先进技术。我看了你们自行设计的导弹型号模型，觉得当前的重点还是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已有的导弹样品和资料，边干边学，培养壮大技术队伍，掌握科学技术。型号不宜一下子安排过多，步子一下子跨得太大了易走弯路。还是少走弯路好。国家花那么大气力请来苏联专家，应该抓紧时机，努力学习。不然是个很大的浪费和损失。这样做，当前看来步子似乎是小了点，但科学技术学到手了，步子肯定是会快的。五院党委要冷静，要向大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不能泼冷水，把大家的干劲引导到实实在在的方面来。”

 聂帅的谈话精神首先在院领导层传达，之后逐步传达到基层。各级单位组织领导同志和科研人员学习、讨论，这使大家的思想逐步冷静下来了。

 ■钱学森（右一）和聂荣臻（右二）在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现场。

 这一年的8月16日~11月6日，五院召开了四级干部会。会前，聂帅针对在一部分同志中仍然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明确指出：一定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向独立设计发展。他特别强调，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有能力独创。

 四级干部会传达了聂帅的指示精神，引导大家认真讨论仿制与自行设计、学习与独创的辩证关系，强调必须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通过83天的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以仿制为主，带动建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聂帅在听取五院领导同志的汇报时，虽然批评会议开得太长，但肯定了会议的成果：“会议开得不错，思想通了，认识一致了，对今后工作会大有益处的。”

 聂帅的谈话和一系列指示，在关键时刻不仅为五院当时的型号研制、而且对长远发展起到了把关定向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副“清醒剂”，才使五院没有落入高指标、浮夸风的浪潮中去，相反，更加坚定地突出了工作重点。

 ■聂荣臻现场指导两弹转运。

 聂帅之所以斩钉截铁地要求重点抓仿制，是基于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形势的分析和对五院情况的深入了解。

 那时，以苏联专家讲课和示范操练为主的炮兵教导大队刚刚开办5个多月，我们的科技人员对研制导弹才刚刚入门。在这种技术和物资条件下，仿制再加自行设计10种导弹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尽快掌握导弹操作和仿制知识、技能，集中主要力量尽快把P—2仿制成功；同时，安排一部分人员做好自行设计的准备。

 四级干部会后，五院的研制计划做了大幅度调整：取消仿制加自行设计10个型号的计划，在首先满足仿制P—2导弹的前提下，着手进行3个型号自行设计的准备工作——东风一号（即后来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红旗一号（C—75，即543，地空导弹）和上游一号（C—2，即542，岸舰导弹）。

 同时，五院党委发出向苏联专家跟班学习、加快完成仿制任务的号召。一分院组成了强有力的仿制工作组，统一协调解决仿制中遇到的难题。二分院做出“学习、仿制P—2，苦战一年，基本掌握导弹控制技术，为独立研究设计新型号打下基础”的决定，并按计划层层抓落实。从此，仿制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个中苏关系短暂的“蜜月”时期，我们的科技人员真诚地拜“老大哥”为师，虚心、刻苦地学习、钻研；大多数苏联专家本着“同志加兄弟”的态度，认真传授仿制导弹的知识和操作技能。这些“跟班学徒”的同志，日后大都成了我国航天事业的骨干。

 ■ 1986年6月6日，聂荣臻（前排左五）、张爱萍（前排右四）接见航天系统领导及专家代表。

 聂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反复强调“爬楼梯”，遏制高指标、浮夸风的苗头，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但是，几十年革命经历的锤炼和领导全国科技工作特别是国防科技尖端事业的责任感，使他不能附和那些过头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指标、速度。相反，他把个人得失抛到九霄云外，决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制止这种乱象，尽可能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严谨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