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之声新视觉：农业保险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关系国计民生。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巨大风险，农业保险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70余年的发展历程，尽管有许多困难、波折，乃至反复，但从总体看，我国的农业保险实现了从“小”到“大”的发展与跨越。不仅是业务范围和规模，更实现了从传统农业保险向现代农业保险的跨越。

  目前，国家发展“三农”总体要求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正赋予农业保险更广泛的内涵与外延，即将农民和农村纳入保险服务范畴，实现从“小农险”向“大农险”的跨越，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从无到有

  新中国的农业保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之后，就在一些地区开展了牲畜保险和棉花保险。由于历史的因素，农业保险出现过停办。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实施，农民在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的同时，作为个体的“承包户”风险承受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重新开办农业保险再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2年，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全面恢复农业保险。

  1986年，我国第一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成立，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开始打破了人保“独家经营”的局面，这也标志着农业保险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

  之后，随着我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增加，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82年至1992年10年间，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23万元发展到了8.62亿元。在重大自然灾害中，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为稳定农业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2年，我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在这个背景下，一是国家对农业保险的定位有所调整，即将其定位为商业性保险业务，政策支持的力度减弱，乃至退出。二是我国农业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风险复杂且分散，使得农业保险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三是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对有限，难以进行有效的风险定价，农业保险陷入了深度亏损状态，各家保险公司“望而生畏”。四是农业保险具有显著的巨灾风险特征，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均缺乏相应的再保险支持，风险难以分散，保险公司“心有余而力不足”。五是一些保险公司股改上市，考虑到农业保险具有显著的“政策性”特征，且经营不佳，纷纷将此业务进行“剥离”。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入了又一次的衰退期。到了2004年，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下降到了3.77亿元。

  驶上快车道

  2004年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提出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全面、系统和具体的部署。

  在这个背景下，农业保险被提上国家层面的议事日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保费补贴，市场化运作”模式，即中央和各级财政对农民投保农业保险进行保费补贴，保险公司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开展农业保险业务，避免了将农业保险简单地“官办”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2007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政策性农业保险全面启动。这一年，中央财政安排了10亿元农业保险的专项保费补贴资金，同时，要求地方财政进行相应的配套，对六省区五大类粮食作物予以保费补贴。

  财政保费补贴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保险的“付费能力”问题，调动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规模的保证，推动农业保险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市场化运作”的要求下，我国加快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尤其是对专业化经营主体和能力的培育。安信农险、安华农险、国元农险、中原农险等一批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相继成立。同时，我国探索了多种形态的农业保险，成立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还在宁波慈溪开展农村互助合作社的试点。此外，在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还引进了以经营农业保险见长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并将注册地落户我国的农业大省四川。

  此后，我国农业保险的市场规模在迅速壮大，提供的风险保障从2007年的112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6万亿元，业务规模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也从2007年的51.8亿元发展到2019年的680亿元，农业保险服务的农户数也从2007年的4981万户次增长到2019年的1.8亿户次。农业保险承保的农作物品种为270余种，基本覆盖了各个领域。2007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中央和各级财政的支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断开展制度、监管、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比如，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正式实施。同年，财政部印发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2014年，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成立。

  2020年农业再保险公司成立，更是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新格局新要求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表面上看，加了“农村”二字，但它既不是农业现代化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包括农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现代化的有机整体。保险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服务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课题。

  从总体框架看，未来的农业保险将从“小农险”向“大农险”过渡，即在传统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发展面向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大农险”。

  新时期，农业保险应该如何发展？

  第一，解决好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随着农业产业升级，农业风险分散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财政保费补贴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因此农业保险需要逐步从政策性为主向商业性为主过渡。对此，一是要加大科技的投入，进一步降本增效，为商业化经营奠定基础；二是要关注农业生产新模式带来的新风险，如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风险；三是要大力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逐步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经营。

  第二，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成为新组织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农业保险要从新型农业业态的视角，重新思考发展和服务模式问题。一是要通过农业保险为农业经济组织的融资提供风险背书，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二是通过推动数字农业和精准农业，加大农业的科技化水平，从根本上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三是继续推广“保单+订单”模式，为龙头企业解决可能面临的“定金”风险，推动订单农业的发展，继而解决农户的生产资金问题。四是通过产品和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指数和价格保险，提高收入保险占比，为农业和农民提供高水准的风险保障服务，切实提高和保障农民收入水平。

  第三，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农村和农民无疑是最薄弱的环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推出了“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总体上仍属于低水平状态，与日益提高的农村生活水平和广大农民的期望不相符。下一步，除了国家层面继续加大投入外，保险行业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融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保险行业应当将“普惠保险”作为经营的基本理念，开展“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创新与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第四，“金融扶贫，保险先行”已经成为保险行业和各级政府的共识，这是对前期保险全面参与和融入“脱贫攻坚”任务的最好肯定。“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此，要在“脱贫不脱政策”原则下，通过保险，解决可能出现的“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问题，保险业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农房保险，进一步提高保障范围和程度，另一方面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出各类“脱贫综合保险”，更好地发挥保险在扶贫，特别是巩固脱贫成果中的独特作用。

  第五，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而将保险纳入农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前期，保险业在山东地区就开展了“农村治安保险”并取得了很好效果。下一步，需要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利用农村治安保险和环境责任保险，开展“保险+”的模式创新，解决农村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作者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