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如何成为“一大”参加者？湖南宣传社会主义第一人

 1920年9月9日，在社会各界捐赠物资和资金的协助下，青年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文化书社(谭延闿为“文化书社”亲笔题字)在湖南长沙市潮宗街56号正式开业。

 青年毛泽东任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

 书社经理易礼容，书社特聘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知名进步人士为“信用介绍”。

 书架上的书刊有：《某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向导》、《新青年》、《少年中国》、《语丝》、《劳动界》、《新教育》、《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小说》等。

 文化书社在湖南第一师范、楚怡、修业等长沙各大中小学校都设立了专门的贩卖书籍刊物的小卖部。

 1920年冬天，又先后在浏阳、平江、宝庆(邵阳)、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区设立了书社分社。

 才半年多时间，就与全国60余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销售书籍达160多种，杂志40余种，日报繁多。

 根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统计，其中售出200册以上的书有《资本论入门》等书，售出1000本以上的刊物有《劳动界》、《新青年》等等。

 根据青年毛泽东提议，书社规定凡来书社贩运小册子卖给劳动界的，包括工人和农民，一律照成本价转售，不赚一分一文。

 书社成为青年毛泽东参加建立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青年毛泽东与北京、上海等地革命人士和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寄和转达。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青年毛泽东发起建立湖南苏联研究会，成员都是来自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

 其中以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友和学生为多，青年毛泽东被选为主要负责人干事。

 有一批进步青年，经青年毛泽东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苏联(其中就包括任弼时、萧劲光等新中国开国元勋)。

 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还发起“湖南改造促成会”，接办《通俗报》。

 1920年9月至10月，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11篇，彭璜发表2篇。

 青年毛泽东受陈独秀的委托，以新民学会的骨干为核心，于1920年11月，在湖南正式成立社惠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肖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等。

 这在湖南尚属第一次。青年毛泽东开始注重从思想上建立党组织。

 1920年11月25日，青年毛泽东在致好友罗章龙的信中说：“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思想、主义的结合才好”。

 1921年1月28日，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长沙社会主义小组注重组织与活动的严密，不张扬，不暴露，不轻易地以小组名义散发宣言、传单和主办的刊物。

 青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20年12月给萧子升、蔡和森及在法留学的诸位朋友写了一封长信，次年1月21日又再次写信给挚友蔡和森。

 两封信都明确表示赞同“苏式的方法”，反对“温和革命”，尖锐的指出：“非取政权…安能握得教育权?”

 青年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见解十分称赞，并写到“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全国党组织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已经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某党’，你处谅都可得到，看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唯物史观是吾等思想哲学的根据。”

 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学员在文化书社址举行年会。

 青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社会政策，需要是那种补苴缺漏的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假借议会为改造之工具，但事实上，所谓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那些有产阶级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思想主义想法很美好，但是恐怕全世界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如同大思想家罗素所认为的那样，极端的自由，最后只能放任有产阶级，这肯定也是不行的；激进方法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收到良好效果的，故最适中国，最宜采用。”

 青年毛泽东决定重新创办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的工人夜校，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并在湖南一师附小创办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因为贫困失去学习机会的工人子弟入学。

 青年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深入到工人中去，先后在纺织、铁路、造币、印刷、泥木、搬运等行业了解工人劳动、生活的情况，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促进社惠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沙织造、铁业、泥土等行业工人和学生数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大会。

 通过宣传教育，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

 青年毛泽东此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已经是湖南地区普及和宣传社惠主义的头号革命先锋，还是湖南社会主义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这为他1921年参加“一大”做好了铺垫。